经济中长期发展

　　要上三个台阶和面临两大挑战

　　一、从国际比较角度看式现代化增长目标

　　党的二十大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式现代化。它包含的一个量化指标需要大家特别关注，即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要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国际角度看，可以把这个目标拆解成三个阶段：阶段一：人均收入达到132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阶段二：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左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阶段三：人均收入3-4万美元，平均3.5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

　　虽然近年来发展比较快，大家的自豪感在增强，但一定清晰地认识到我们还不是高收入国家。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500美元，已经非常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大概差200美元）。但是，这个标准是动态调整的，每年提高大约4%。2022年、2023年，我国GDP实际增速有所放缓，再加上人民币汇率贬值，到2023年底我们的人均GDP大概为12700美元，相比新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13200美元），距离反而有所拉大。

　　要实现2035年人均收入达到3-4万美元，意味着在这期间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要翻1.5到2番。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取决于三个变量，就是实际经济增速、名义和实际增速之差（国内通胀或GDP平减指数）和汇率变动。

　　怎么样才能实现翻一番？从实际增速看，今后一些年我们的GDP实际增速最少要达到4.7%。我们的通胀水平通常都相对比较稳定，可以假设为两个百分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就是汇率。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数据，现阶段我国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大概是15000国际元，相当于日本1975年、德国1971年的水平。这两个国家在此后的16年间都经历了经济中速增长和汇率快速升值的过程，用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上升，甚至于日本的人均GDP在90年代是超过美国的，达到美国的1.5倍。在收入水平提高过程中，汇率的贡献明显超过实际增长的贡献——这16年期间，日本GDP平均增长4.4%，汇率升值5.1%；德国实际增长2.3%，汇率平均升值4.3%，可见汇率的贡献更大。

　　汇率变动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日本、德国当年汇率大幅升值都有着特殊的国际条件，现在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对于已经进入大致相同增长阶段的而言，这些经验仍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从长期来看，最重要的变量还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一直强调要高质量发展，我认为高质量发展有着确切的经济学含义，那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要实现2035年的增长目标，有两个条件很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第一，能够争取的实际增速必须要争取；第二，仅靠实际增速的“硬增长”还不够，立足点必须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上，由此带动汇率的合理升值。假设年均实际增速4.5%，通胀加上汇率升值再提供5%左右的增速，使得用现价美元计算的年均增速达到8%-10%左右，到2035年才有可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二、实现2035年的增长目标，两方面的国际经验很值得重视

　　第一个方面，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在人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二战以后有上百个经济体进入工业化，但25年以上保持7%增速的经济体只有13个，大型经济体中只有日本和韩国成功进入了高收入阶段，更多的国家则是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比较典型的有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亚洲的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近年的俄罗斯。他们失败或者说不成功的原因，包括创新能力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发展滞后、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外部冲击等等，这些问题和挑战在都不同程度都出现了。过去十多年时间，做得好的地方是我们由高速到中速总体稳定，并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和危机。但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在5年、10年前大家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几乎与无关，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可能很值得考虑。

　　第二个方面，人口负增长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2022年，我国人口出现负增长，早于此前研究机构对人口拐点将在2028年到2030年出现的预测。从10年前开始，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每年减少二三百万人，近几年减少四五百万人，随着人口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幅度将进一步加大。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冲击的是供给侧，而人口总量的减少则直接影响到总需求，现在是供给、需求两方面都开始受到人口问题冲击。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国都曾经出现过人口负增长。人口负增长出现以后，潜在增长率水平肯定会下降，但更糟糕的是这些国家实际增长率有时比下降了的潜在增长率表还要差。

　　经济转型处在深度动能转换期

　　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重点何在？

　　一、经济增长进入高速到中速的深度动能转换期

　　疫情三年终于过去，我国经济进入恢复回升轨道——2023年GDP增长5.2%，总量达到126万亿，基本符合的预期目标。但是，去年和前年的两年增速平均下来只有4.1%，低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潜在增长率5%-5.5%。今年工作报告提出202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5%左右，形象地说就是“踮起脚尖跳一跳”，看能不能争取达到。我觉得设定这个目标实际上是在引导预期，我也主张把增长速度定得稍微高一点，实际增速能争取的一定要争取。

　　当前，我国经济实际上还处在从高速到中速，或者说“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早在2008年、2009年，我在发展研究中心带领一个研究团队就提出“经济将由高金年会金字招牌信誉至上速转向中速”的观点，这个“中速”其实也不敢说得太低——大概是由10%降到7%。因为很多地方已经多年保持以10%的速度增长，说要降到7%，很多高层领导都难以接受。后来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

　　过去十几年，增长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是基建、房地产、外贸出口等高速增长期的主要驱动力余温尚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抓一抓还管用。但是这一次，房地产持续负增长，基建投资难持续，出口在经历疫情3年的超预期表现之后也呈现下行态势，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在于，稳增长的老办法难以奏效，新办法仍在探索之中，不确定性比较多。

　　（一）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判断

　　最近有个流行观点认为，经济目前的状态和日本90年代初比较类似。我也一直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其经验对我们观察分析经济走势确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但是上述观点我认为不成立，原因有三点。

　　原因一，日本在90年代初进入了低速增长阶段，而我国目前还处在5%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如果一定要用增速阶段来对比的话，日本的中速增长阶段大概持续了20年，我们现在已经历了13年，接下来还有5-10年的潜能。

　　原因二，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GDP处在发达国家前列并一度超过美国，但我们目前1.3万美元的人均GDP相比美国的8万美元仍有很大的追赶空间。

　　原因三，日本90年代陷入低速增长主要是结构性潜能下降，缺少新的增长点。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国内前段时间也讨论比较多。我的看法是，资产负债衰退只是一个表象，是经济潜能下降、经济减速在资产负债结构中的体现，背后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缺少新增长点。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投资和经济也难以增长。经济下一步正是要挖掘新的增长潜能，前提是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结构出现的一些新特点。

　　（二）需求端

　　从需求侧看，我们重要的消费品、房地产、基建已经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达峰之后就会逐步进入减速期。需求侧有一个问题特别需要关注，就是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目前以吃穿及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已基本解决；消费增长更多地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来拉动。最近一些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支出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动，2022年排在前面的是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

　　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两种消费方式的区别。生存型消费是以个体消费为主，发展型消费则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的方式，比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的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因此，扩大发展型消费只靠个人的意愿和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这些年来，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工作总体滞后，直接拖累了发展型消费的增长。像北京这些城市的居民，中等收入阶层（白领）面临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突出，但是最困难的还不是他们，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我们现在经常讲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力是全世界最强的，很多外国投资者、生产者看重的就是这个市场。但一定要注意，这部分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在下降的，更重要9亿中低收入阶层，他们与中等收入群体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需求缺口，这个缺口肯定与个人收入有关，但很重要的原因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一致。

　　最近一两年我们反复提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前提是要找准堵点和痛点，我认为有两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有人认为，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拿钱“补贴”。我觉得这是颠倒是非。农民工长期在城市打工，给交税，未能提供对应的基本公共服务，实际上是欠账，现在只是把账还上。这两年我们每次开全国两会都说要拼经济，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投资项目，规模成百上千亿，但是没有看到一个地方说准备拿钱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城市已经有10条地铁了，是再修两条带来的效果好，还是把修这两条地铁的钱拿来解决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公共服务等问题带来的效果好？如果他们有了保障性住房，需要装修、买家具，再把家人接到城里，进而带动很多消费，这难道不比修两条地铁带来的消费量要大吗？有人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没有钱，资金如何解决？我认为要转变投资理念和方向，由过去的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今年要发行1万亿超长期国债，这笔钱要用到什么地方？我的意见是先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只有启动了消费，让整个经济活跃起来以后，债务问题才有可能化解。

　　（三）投资格局出现重要变化，应关注服务业投资

　　经过最近两年的房地产量缩，过去我们讲的“投资三驾马车（基建、房地产、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已经退居第四，服务业投资取而代之升至第三。房地产投资的下降是符合规律的，我国房地产的全局历史需求峰值和都市圈、城市圈结构性需求峰值都已经出现。反观服务业投资，近年来稳中趋升，即便在疫情期间也呈现出较强的韧性。

　　（四）供给端

　　从供给侧来讲，受需求减速影响，传统的产业进入下行通道，所以我们要在稳增长的同时，通过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升级和新产业的发展进行对冲、更替和升级。这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必定要下行的传统产业实现软着陆，这对稳增长至关重要。

　　以大家都比较关心的房地产为例，我们在十年前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房地产的历史需求峰值平台实际上已经出现，但是在过去五六年时间里房地产的表现还不错，特别是房价还往上涨。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是“北上广深”大都市圈城市群和某些省会城市周边城市群发展带来的结构性行情。然而，这种结构性行情在两三年前也已经出现拐点，所以房地产的增长速度回落是符合规律的。房地产作为一个支柱产业，关联行业有50多个，因此其兴衰对经济的影响都特别明显——房地产高速增长的时候带动整个经济往上走，当它下行的时候，对经济的冲击同样巨大。正因为有这么一个特点，多年前我们就预见到房地产终究是要“着陆”的，问题在于怎么着陆。过去的思路是以时间换空间，通过调控手段让它软着陆。但是从这次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下得过快过猛，冲击也比较大。坦率地说，对一个高度复杂的经济体，在转型过程中该如何用好政策工具，在操作过程中出问题以后该如何及时纠错，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在供给端的另一方面，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问题现在比较突出，特别是部分创新领域动能下降、进度放缓。

　　（五）资产负债端

　　在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之下，、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都经历着从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的转换，但是这种转换肯定都是被动的，而且都是危机倒逼的。刚才讲到的房地产，过去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高负债、高周转、高销售“三高”模式。维持这种模式的前提就是住房需求高速增长，一旦当这个条件不成立之后，“三高” jinnianhui金年会 模式一定难以为继。除了房地产，目前仍有一些行业还在提杠杆，大量资产缺少现金流，以“借新还旧”的方式维持着没有违约的表象。对这么一种状态，我称之为庞氏结构，到了某个时点也将难以为继。所以资产负债表衰退我认为只是陷入困境或者危机出现之后的一些阶段性现象。本质上经济增长由高速到中速以后，整个资产负债模式有一个大的转型，日本的这个转型实际上经历了十年左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仍处于上半场，挑战可能还比较多。

　　二、追赶潜能和新技术革命，仍可支持经济5-10年的中速增长

　　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这么多，还能有信心吗，信心在哪？

　　我认为，仍然有增长潜能来支持5-10年的中速增长。这个潜能我认为有两方面，第一个是追赶潜能，第二个叫做新技术革命所催生的数字和绿色技术的潜能。

　　追赶潜能这个词我们过去经常讲，简单地说就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现在的人均GDP是1.3万美元，到2035年达到3.5万-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增长潜能，这主要是靠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也包括制造业、农业等传统产业的稳固和升级。现在很多人说经济不确定，其实追赶潜能是最确定的。

　　另一个潜能来自于新技术革命带来数字和绿色转型。不像过去几次科技革命，这一次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已经不太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在我们人均收入水平相比欧美成熟经济体仍有差距的情况下，我们遇上了数字技术、绿色技术加持的新动能，再配合以规模庞大且需求尚未满足的市场（14亿人口），仍可支持我国经济5-10年的中速增长期。所以传统的追赶潜能加上绿色数字潜能，二者其实是同一条赛道，是融为一体的。

　　比如在去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其中很大一块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9年世界第一，最近包括奔驰在内的几个公司宣布不再搞电动车。因为我是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中方首席顾问，我还专门问过一起合作的很多外国专家，说你们的绿色环保政策是不是变了，为什么不搞绿色的电动车了呢？他们马上澄清说政策没变，只不过电动车根本搞不过。也有人说这么多公司搞新能源汽车，最后可能就只剩下三五家。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卷起来——市场大且有后发优势，产业配套能力都很强，最后具体体现在竞争上。电动汽车行业最后一定是只剩下三五家，但是这三五家是通过竞争脱颖而出。所以，目前的格局很难得，其他国家卷不起来。

　　现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我国外贸的“新三样”，合计出口超过1万亿元。新能源方面的进步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就是过去一提环保和减碳就感觉会影响增长，现在则反了过来。由于立足于创新推动绿色转型，以新技术新产品替代原油的技术和产品，环保、减碳与增长之间过去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关系变成了相互促进和共赢的关系。

　　三、现阶段我国经济的两大新增长潜能

　　第一大增长潜能叫“横向需求空间”。就是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终端需求结构（包括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我在全国政协的时候提过一个议案，到2035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从目前的4亿人左右扩大到八九亿人。有一种说法是有5亿人还没用上马桶，10亿人没坐过飞机。把这些需求挖掘出来，基于现有的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

　　前段时间讨论共同富裕问题，社会上有一些不同的解读，也对这个问题有所解释。我认为这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者道义问题，但从现阶段情况看，更为现实和紧迫的是一个能否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像日本、韩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是收入差距相对比较小。这几个经济体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相比之下像巴西等国家是0.5以上，这几年在0.45左右。所以，纯粹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缩小收入差距，经济才能持续增长。

　　第二大增长潜能叫“纵向升级动能”，包括“现有产业的价值链升级”和“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或未来产业的生成与发展”两个方面，核心是要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如最近讨论最多的“新质生产力”，大体上就做这方面的事情，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将会为纵向升级全面赋能。

　　这些新增长潜能，为什么经常看得见却抓不住？市场上很多人经常提出宏观政策应该更放松一点，能不能搞量化宽松，财政政策能不能更加积极，超长期国债早就应该发了等等。此前，我在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宏观政策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我认为，一定要分清楚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和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的区别。日本、欧洲、美国等成熟的发达经济体中，美国享有前沿技术创新优势和移民人口带来的消费需求、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经济表现最好，能维持2%-3%的增长速度；其他的发达经济体基本上是低速增长，或者是一种维持性的、折旧性的增长，新潜能已经很少。这时候宏观政策往往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利率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到底是增长0.5%，还是增长1%。

　　反观，现在还有5%左右的增长潜能，我们也需要宏观政策，但我认为宏观政策主要是发挥稳定平衡的作用。如果潜在增速是5%，那么宏观政策大概能解决1个百分点，其余4个百分点取决于我们的技术创新水平、体制和政策环境。宏观政策很重要，但一定要搞清楚它能干什么，特别是不能干什么——光靠它来实现5%的增速，做不到。所以，一方面我们还得保持相对宽松和积极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等，更重要的还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挖掘增长潜能。

　　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政策措施

　　一、需求侧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三个平等”

　　下一步的增长动力中有一个“第二次城市化浪潮”的潜力。现在我们国家的城市都建设得很不错，特别是核心区，比很多发达国家都要先进，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存在于城乡接合部、在乡村地区。国际上有一个统计，在城市核心区居住的居民一般在30%-40%，50%-60%住在在城乡接合部或核心城市周边，也就是所谓都市圈的那个“圈”的范围内。城市化建设下一步的重点就是这个圈的范围，我们有大量中小城镇仍待发展，一是城市核心区有些人口可能要疏解出来，二是还有大量的外地人包括农民工要进城。北京市曾经做过一个调查，60岁以上人口占1/4，他们到郊区农村去买个房子，价格低一点，环境好一点，很大比例的人确有这个需求。但是我们现在在郊区买房行不行呢，这就涉及到农村的土地制度问题。这个政策如果能够放宽，像北京周边会不会多出十几个小镇呢？这个空间实际上是有的，也意味着房地产和基建其实还有潜力。

　　所以我提出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三个平等”。第一个是身份平等，户籍制度改革我认为应该加大力度。第二是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平等，我建议在三年脱贫攻坚战之后应该再搞三年，解决以三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方面我认为浙江做得不错，浙江前段时间出了政策，到2027年要让新市民和原有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接近。第三是土地（不动产）财产权利平等。我们在城里盖房子，虽有一些限制，但总体上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但是农民在集体土地上盖房子要经过批准，批准了宅基地也只能在集体内部进行流传，但真正的需求其实不在于此。一个房产或其它财产，可流动、可交易、可抵押、可担保与不可流动、不可交易、不可抵押、不可担保，这二者的市场估值和实际价格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个基本的金融知识。为什么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低，就是因为土地权利受到限制。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要同价、同权、同等入市，也要逐步允许宅基地转让。而且通过解决农民的社保、保障性住房等问题，完全可以把土地这种稀缺的资源解放出来。“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到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我认为这应该包括土地权利的流动，也包括居民居住权的流动，比如说城里人能不能到农村去买房子，虽然仍有很多争议，但是我觉得现在到了需要破题的时候。

　　二、供给侧改革：认可、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

　　最近民营经济的问题谈得比较多，大家也感觉到需要有一些政策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我们一些大的理论和政策要突破。这方面我也提出了一些观点，我认为要把企业家才能和资本提供者的职能区分开来，通俗地说就是要把企业家跟资本家区分开来。我们过去学资本论，说有钱人就是资本家，就可以创办企业，然后雇佣工人，从工业革命初期的情况看确实如此。但是，后来大家发现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是远见、好奇心、洞察力、冒险、探索、坚韧不拔、组织协调力、执行力等等一系列特质，这与提供资本的功能有区别。资本固然重要，但只是生产要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劳动力、土地、技术，现在数据也是生产要素。可是谁来把这些生产要素组合在一起呢？是企业家。企业家才能是组合资源的资源，是高于资本的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推进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创新驱动，需要依靠企业家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崛起的民营企业家几乎都是白手起家，他们没有钱，但是有企业家才能，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机会，创办发展了大量充满生机与活力、具有创新进取精神的企业。另外，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股权结构、所有制结构一直在发生变化。企业到一定规模以后，想要找一家纯粹的国资或者民资企业越来越困难。我们过去是按照所有制对企业进行分类，搞国企、民企，分别出台政策。我认为只要有这种差异就一定是会产生不公平的问题。当我们讲不同类别的企业要公平竞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得想一想，这种分类是不是真有道理，我们能不能淡化甚至消除这种分类？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国家治理的方法问题。最近我也提了一个建议，除了为数不多有必要国有企业专营的领域和业务之外，一般不再按照所有制对企业进行分类，而是按照企业的规模、技术、就业等特点进行分类，并且出台相应的政策。

　　这不是说所有制分类不重要，仍然是有必要，但是是以投资者的角度来进行分类，比如说国资投资者、地方国资投资者、社会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等等，就是说把不同所有制的区分从企业层面转到投资者层面。过去我们对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分配方式、所有制结构都进行了改革，现在有必要对企业分类方法做这样的调整，条件也具备，而且这样的调整有利于稳固“两个毫不动摇”的制度基础，有利于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从国际范围来看，有的国家也有国有企业，但局限在少数特定领域，所有制对企业分类并非常态，所以做此调整也符合国际惯例，有利于与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接轨。

　　所谓企业家精神，我认为不仅在企业家身上能体现出来，我们地方的主要领导者也需要这种精神。我们经常能看到，如果一个地方的一把手有开拓精神，那这个地方的面貌就是不一样。企业家精神英文叫“Entrepreneurship”，其实本意是指开拓进取精神，我们搞特色社会主义，地方的领导更需要这种精神。在国家顶层设计指方向、画底线的前提下，还是要鼓励地方基层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允许试错、纠错，允许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级干部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环境，这样的增长潜能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我们提的短期5%的目标，中长期要上的几个台阶的目标，才能有一个好的基础。

　　总结下来，我认为经济真正要顺畅地运行，必须重视和抓好“两个关键少数”和“一个关键多数”。前者是指企业家和地方主要领导者，他们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台发动机；后者即进城农民工，是我国经济转型的主体人群。将结构性改革聚焦于这“2+1”关键环节，才能打通经济的痛点和堵点，稳增长促转型才能打开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