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井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摄

　　自贡市卫计委宣传科负责人11月25日告诉澎湃新闻，当事人周友生夫妇想找到女儿，市卫计委的首要态度是积极帮他寻亲。目前，周友生夫妇所属的贡井区已成立寻亲工作小组帮助寻找当年被抱走的超生女婴。该小组目前正在搜集相关线索。

　　贡井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华表示，澎湃新闻的报道刊发后，引起区委、区领导重视，24日当天就由贡井区卫计局和成佳镇成立寻亲工作小组，派出所也抽调人员参与其中。目前，寻亲工作小组已整理完当事人周友生、当年涉事计生干部的基本情况。

　　11月25日下午2时许，周友生的妻子邹桂芳告诉澎湃新闻，成佳镇已电话联系他们，让他们尽快从成都赶回老家一起寻找。

　　李华说，区委和区领导都在过问此事，要求大家投入到工作中去，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寻找超生女婴。接下来，寻亲工作小组将对涉事计生干部进行走访，搜集被抱走女婴周红霞的更多线索。11月26日上午，他们将到成佳镇召开工作部署的会议，安排具体工作。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区委、区的分管领导都会参会。他们会尽最大努力去寻找，希望能帮周友生夫妇找到被抱走的女儿。

　　此前报道：32年寻女路：两个家庭的“超生婴儿”被计生干部抱走之后

　　61岁的周友生本该过颐养天年的日子，身患多种疾病的他还是带着妻子离开老家四川自贡市，常年在成都打工，而寻找32年前年被计生干部抱走的“超生”女儿是他们外出挣钱的动力。

　　1986年7月，周友生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周红霞出生仅两个多月，就因为系“超生的”被当地计生干部强行抱走。同一时期，与周友生同村的刀云荣（化名）夫妇也遭遇类似情况，因为超生，刀家出生5个月的女儿小英被强行抱走。

　　此后漫长的日子里，两家人各自寻找自己的孩子。

　　在刀家人不懈努力下，被抱走的女儿于1992年被找到。但在往后20多年相处中，小英和他们相处并不融洽，甚至在2015年因为一些家庭矛盾，让亲生父母“不要再去打扰”。

　　周家人至今还在苦苦寻找。周友生已做好亲生骨肉可能不认自己的心理准备，他的妻子邹桂芳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如果找到孩子，只想告诉她，“不是爸妈不要你，而是别人抢走了你。”

　　谈及新平村这两家人的遭遇，当年的涉事村干部对澎湃新闻表示，虽然政策不允许强行抱走孩子，但那时计划生育抓得严，也就这么做了。

　　成佳镇计生办主任龚贞容告诉澎湃新闻，周友生反映孩子被抱走的情况后，计生办联系了当年抱走孩子的计生干部，但对方称记不得，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贡井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吴鸿莉表示，曾听分管计划生育的副局长谈过周友生家孩子被抱走的事情。但年代久远，时任计生干部走的走、退的退，没问到情况。接下来，他们将再和有关方面对接此事。

　　

　　周友生夫妇曾多次前往成佳镇寻找女儿。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摄

　　两个超生女婴

　　1986年的阴历六月，给周友生和刀云荣两个家庭带来长久的痛苦。

　　彼时，他们还居住在自贡市荣县成佳区龙王乡（注：2005年8月1日，成佳区划属贡井区）。刀云荣是龙王乡新平村6组村民，周友生是龙王乡新平村1组村民。两家人靠种地为生。

　　刀云荣和周友生的妻子1985年分别怀胎。此前，刀云荣已有一儿一女。他的妻子鲜清芬（化名）说，“一儿一女，其实是最幸福的。”生下两个孩子后，她先去上了环，在丈夫结扎后才取了环。

　　没想到，丈夫虽被结扎，鲜清芬却在取环不久后怀孕了。她为此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没隔多久再度怀孕。这次，鲜清芬没有选择打胎，而是东躲西藏，于1985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注：1986年2月7日）将孩子生下来，并为她取名“小英”。

　　当年同样为生孩子东躲西藏的，还有新平村1组村民周友生的妻子邹桂芳。在此之前，邹桂芳已经生下两个女儿。

　　周友生说，他和妻子当年没有办结婚证就生下第一胎，邹桂芳怀二胎时，他怕妻子被拉去引产，还为此主动去做了结扎手术。不料二胎之后，邹桂芳再度怀孕，这让夫妻俩又喜又忧。

　　喜的是，老天给了他们一个“生儿子”的机会，但他们知道这是违反政策超生，心中也有隐忧。

　　1986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注：1986年5月7日），邹桂芳冒着风险将孩子生下来。这是一个女孩，夫妻俩为她取名“周红霞”。

　　时隔多年，刀、周两家都无法提供当年结扎或上环的证明。一位在当地长期处理农村事务的老人告诉澎湃新闻，上世纪80年代，农村医疗技术和水平都非常有限，结扎手术失败并非稀奇事。

　　事实上，32年前，新生儿的到来，没有为两个家庭带来太多喜悦。

　　

　　周友生讲述女儿周红霞被抱走的情况。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摄

　　被抱走的婴儿

　　随着村干部找上门来，刀云荣、周友生两个超生家庭的隐忧爆发。他们原以为，“罚款、牵牲畜”就能应付过去。

　　据刀、周两家人回忆，当年来家里处理超生问题的，是时任新平村村支书莫志高、村主任刘乃平和村妇女主任黄玉芬。

　　鲜清芬称，三名村干部大约在农历六月中旬来到家里。他们让大人去成佳区计生办，并以“孩子要吃奶”为由，要求把孩子一并抱去。

　　到了成佳区计生办，时任区计生办主任程荣生要求缴纳罚款1500元。由于家里拿不出钱，鲜清芬和丈夫从区计生办走出来，沿路四处找亲戚朋友借，并让大女儿和公婆在区计生办照顾小英。

　　第二天一早，刀云荣夫妇带着借到的1500元赶回成佳区计生办，不过没见到小英，从公婆及大女儿处得知孩子已在稍早时候被计生干部抱走。鲜清芬在区计生办找了又找，没看到孩子，一路哭着回到新平村。

　　自家孩子被抱走的日子，周友生夫妇记得很清楚，是1986年农历六月十一。

　　那天，村干部莫志高、刘乃平和黄玉芬来到周家处理超生问题。村主任刘乃平说，“有钱钱拿去，没钱话交去”，意思是有钱就交罚款，没钱就去部门说清楚。

　　因为自觉理亏，夫妻俩表示“罚多少都认”。即使如此，村干部还是要求大人和超生娃儿都要去乡，理由仍然是带着孩子“方便喂奶”。

　　周友生和邹桂芳回忆，他们从家里出发时，刘乃平从他们手中抱走孩子，一直抱到龙王乡，之后交给乡里一位姓彭的妇女主任。当时分管计划生育的成佳区副区长高发元也在现场。高发元说，你们一胎生育没办结婚证，二胎也未按政策生育，三次违反计划生育一次性罚款3000元。

　　“那时候猪才卖7角钱一斤，3000块钱怎么凑得出来？”周友生说，他们当场表示认罚，希望先抱孩子回家，再去借钱交罚款，这个请求当场被拒。

　　周友生还称，当时妻子想假借喂奶带孩子偷偷离开，在场的时任成佳区计生办主任程荣生发现后，从妻子手中一把将孩子抱走。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见过女儿周红霞一面。

　　刀、周两家反映的情况，在几位当年的村干部口中得到印证。

　　刘乃平告诉澎湃新闻，当时是区里要求他们去抱孩子。当时政策很严，要求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拿下来。

　　莫志高表示，当时是区计生办和乡计生办要求抱孩子，他们只是执行，没想到会抱不回来，而且，孩子抱不回来也是上面的问题。

　　原成佳区副区长高发元对澎湃新闻表示，这些超生婴儿都是三胎，因为大人没有认错和交罚款，影响极坏，区计生办就安排送人了。但他也承认，政策并不允许这么做，但当时计划生育抓得严，会有类似做法。

　　

　　为寻找女儿，周友生夫妇长期在外务工，家里院坝已被葛藤霸占。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摄

　　迥异寻女路

　　孩子被抱走后，“找女儿”成了刀云荣和周友生两个家庭的重要任务。

　　刀家找女儿，基本靠女主人鲜清芬。女儿被抱走后，她回家伤心哭了一天，但想到 “孩子还等着去找”，第二天就打起精神跑到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告状，反映成佳区计生办“抢孩子”。

　　鲜清芬说，法院工作人员听过她的陈述后，曾要求成佳区处理此事。后来区尽管有出面，但孩子还是没有消息，她又向自贡市人大、、检察院等部门反映。

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

　　鲜清芬认为，是讲理的地方。为了打探女儿下落，她自称在自贡时任主要领导的办公室和其对拍桌子，“他拍三下，我拍五下，因为不是我不遵守计划生育，安环结扎都做过，但还是怀上了。”

　　鲜清芬说，她还向自贡市有关领导出示过自己上环、丈夫结扎的一些材料，证明自己原本是遵守计划生育的，不过，这些材料在1998年修房搬东西时全部丢失。

　　找孩子过程中，鲜清芬也显示出泼辣的一面。她告诉澎湃新闻，曾跑到村委会办公室用高音喇叭向刘乃平喊话，“如果找不回我娃儿，我就对你娃儿下狠手”，把刘乃平吓得够呛。因长时间找不到女儿，她还打过龙王乡一位姓杨的计生办干部。

　　鲜清芬说，在其猛烈“攻势”下，终于有相关部门人员私下告诉她，小英被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教师家庭收养，但对方不愿归还孩子，也不便透露更多信息。

　　为了继续要回自己的孩子，此后，鲜清芬独自一人去北京反映情况。回来后，当地部门为了安抚，给她解决了1万元作为补偿。

　　1992年，鲜清芬用其中一部分补偿款请了自贡当地律师，原本打算状告莫志高、刘乃平、程荣生、高发元等人。就在这一期间，代理该案件的律师打探到收养孩子的教师家庭就在自贡邻市，起诉也就此作罢。

　　“找到这个教师家庭时，对方也承认孩子是领养的。”鲜清芬说，当时小英已经6岁，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生的。因为女儿右耳有一个小缺、左手也有伤疤。女儿的养父并不打算归还孩子，还给了她1万元作为补偿，说“怀胎九个月，还差不多养到半岁”。

　　相比鲜清芬的果决强势，周友生夫妇说自己没有那番魄力。他们一边默默养家糊口，一边在闲暇时候私下打听孩子下落。

　　这是一对忠厚老实、说话总是降低声调的夫妇。多年来，两人只要听说附近哪里有人收养孩子，都会去看看，为此他们几乎走遍附近所有区县，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周友生说，后来实在找不到孩子，他们才开始到贡井区、成佳镇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前几年因为反映次数频繁，镇给他解决了低保问题，但劝他别找孩子了。

　　“我们也不想给添麻烦。”周友生说，他和妻子身体都不好，但孩子总归是妻子身上一坨肉，她是不是还活着、过得好不好，做父母的总归是牵挂的。

　　抱着这样的念头，夫妻俩通过熟人介绍，金年会金字招牌信誉至上前往成都一家瓷砖厂打工。几年来，他们挣的钱几乎都用于寻找女儿，但一切就像大海捞针、毫无头绪。

　　jinnianhui金年会

　　贡井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摄

　　分别的裂痕

　　虽然好不容易找到孩子，刀云荣夫妇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周友生夫妇。

　　鲜清芬说，小英被一个教师家庭收养，对方经济条件等各方面都比农村好。在之后的相处中，女儿可能以为亲生父母找她的目的，是为了要她养老或另有所图。

　　“其实从一开始寻找，我们只是要知道她被抱走后怎么样了。”鲜清芬感慨，小英是几个孩子里让她感觉最辛苦的一个。怀孕的时候，她挺着大肚子一个月不能出门，吃饭都是靠家人送进屋，那种日子着实令人难受。

　　小英被抱走后的1986年至1992年，鲜清芬不是往省里跑，就是去市里、镇上。家里本来经济条件就差，还缺少她一个劳力，每次出去只能省吃俭用，能走路的都不坐车，饿了吃稀饭馒头，整个人瘦成皮包骨。

　　“我为她流的泪都够灌满一条河。” 鲜清芬说。和小英相认后，她多次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去照顾小英，还在小英念高中时陪读过一段时间。

　　但分别带来的裂痕难以弥补。鲜清芬的大女儿透露，妹妹和爸妈感情不太好。她总是觉得是爸妈不要她、抛弃了她。

　　鲜清芬也表示，去看小英时，其养父母总会给她一些钱，有时经不住盛情会收下。小英参加工作后，其养父母也让小英给她打钱，这也无形中加深了小英对他们的误解。

　　特别是2015年，在一次激烈的家庭矛盾中，小英撂了狠话，让刀云荣夫妇“不要打扰自己，一辈子都不要来。”

　　对于这样的情况，刀云荣夫妇无可奈何，“孩子都这样说了，痛苦只能留在我们心里，就当这个南瓜没结。”

　　为了寻找女儿，周友生夫妇的家都快没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他们只有过春节才会回到新平村。家里的院坝，已被半米高的葛藤“霸占”。即使回到自贡，夫妻俩也是在大女儿家落脚。

　　周友生也听说刀云荣家找到女儿却相处不好的情况，他觉得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找到她，只想告诉她，不是爸妈不要她，而是别人抢走了她，认不认我们都无所谓。”邹桂芳说。

　　区卫计局长：将为此“还债”

　　莫志高告诉澎湃新闻，当年孩子被抱走后，是区里安排送人的，他们也不知道送哪去了。

　　高发元和原成佳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当时把孩子送人的是时任成佳区计生办主任程荣生。

　　贡井公安分局成佳派出所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2015年12月，他们曾接到周友生的报案，也做了受案登记，但没有立案，“这个事情怎么立案？因为有特殊原因，时间也过去太久，实在不好立案。”

　　上述派出所工作人员还表示，当时他们搜集了周友生夫妇的DNA资料，也联系了将孩子送走的程荣生。但是程荣生让警方去找相关部门，拒绝到派出所，“我们也不能强制传唤，现在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截至发稿，澎湃新闻电话、短信联系程荣生，均未获回复。

　　成佳镇计生办主任龚贞容告诉澎湃新闻，周友生向他们反映孩子被抱走的情况后，计生办联系了当时抱孩子的计生干部，但对方称记不得，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贡井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吴鸿莉表示，她曾听分管计划生育的副局长谈过周友生家孩子被抱走的事。局里当时和成佳镇进行对接，但时任计生干部走的走、退的退，没问到情况。

　　吴鸿莉说，这相当于是之前欠下的“债”，他们也将为此“还债”，接下来会继续和有关方面对接此事。

　　邹桂芳还在苦苦寻找。她告诉澎湃新闻，找了这么多年，有时候也想放弃，但丈夫始终在坚持，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找下去。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智勇认为，因为此事发生在1986年，已过了追诉时效，很难再启动相应的刑事程序。但当年抱走婴儿的计生干部，有义务和责任提供线索，消除自己当年的不当行为所导致的恶劣后果。

　　张智勇同时表示，此事件的发生是计生部门直接导致的，计生部门应配合寻找当年具体经手的人员。抱走他人超生婴儿，造成其家人不能团聚，并使婴儿父母承担着巨大痛苦，即使法律上无法追究，也应承担人道主义责任。